「藝術必須足夠強大，才能自己創造空間；必須足夠強大，才能經受得住公眾的理解。」這位前衛的博學者在2019年的採訪中曾經這麼說道。短短幾句話中表現出的智慧不言而喻──當知道這些話是出自這位親歷時代危機動盪前沿的藝術家之口就變得意義更甚。艾格尼絲．丹尼斯（Agnes Denes，1931年出生於布達佩斯）很早便經歷了各種時代的分岔路。1982年，她創作了《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這是一件具代表性的自然環境作品，在紐約雙子塔的倒影下種植和收割了兩英畝（8,000平方米）的金黃小麥，標誌著對金錢、政治、全球貿易和生態冷漠等巨頭的霸權作對抗。四十多年來，氣候變化和財富不均日益加劇，人類遭受的苦難就如成千上萬的二氧化碳，而她的作品就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先見之明。

作為今年巴塞爾藝術展全城藝術項目的一部分，巴塞爾展會將呈現迄今為止最壯觀的戶外藝術作品之一：丹尼斯於1982年在曼哈頓的地景藝術暨表演的瑞士版本，名為《Honouring 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2024）。在瑞士非牟利藝術空間SALTS的創辦人，並且經常與巴塞爾藝術展合作的Samuel Leuenberger的策劃下，《Honouring Wheatfield》將被放置在約1,000平方米的混凝土廣場Messeplatz上。種子和土壤被裝載在半噸重的數百個歐式托盤上。在巴塞爾展會呈獻的版本還包括展出丹尼斯1982年麥田原作的展板圖像以及在大型顯示屏上播放時年51歲的丹尼斯談論其藝術裝置中優先要素，包括「食物、能源、商業、世界貿易、經濟」，以及「管理不善、浪費、全球饑餓和生態問題」。

對於這場優雅而務實的種植，Leuenberger表示：「這件作品之所以能與人們對話，是因為它易於從視覺上理解。」他估計植物將於八月下旬收穫。「作為一種象徵，它具有普遍性。小麥不僅是與大米並列為世上消耗量最大的食物，也是遍佈瑞士的常見風光。」

以下訪問以電郵形式進行，全部內容已獲得艾格尼絲．丹尼斯同意發佈。

Christian Viveros-Fauné：1990年，你說過「世紀交接和下個千禧年將迎來動盪的環境和心靈」——此話現在看來實在正確不過。人類世（Anthropocene）一詞一直到2000年才由氣象學家Paul J. Crutzen廣泛推廣。你當時認知到甚麼其他人還未認知或忽略的事情？

艾格尼絲．丹尼斯：人類在領會方面總是很慢，然後才事後糾正錯誤。這在環境、文化和其他方面經常發生，而這些方面正正就是需要理解並採取行動。

你在環境和藝術方面的思想都非常超前，對此你感受如何？

舒適，但孤單。

你的創作長期涵蓋了繪畫、雕塑、環境裝置、哲學、數學、科學等幾乎所有領域，但你最初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是繪畫。關於那段時期，你曾說覺得自己不斷被「畫布的邊緣打斷」，於是乾脆決定「離開牆面，進入戶外景觀」。你能詳細說說這一轉變嗎？

我的意思是，通過離開畫布，我從二維走向三維甚至四維，邁入現實，以更真實的視角走進藝術。這是一種成長，一種解放，也是尋找使命的旅程。

在《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1982）中，你在曼哈頓下城的堆填區種植並收穫了一塊兩英畝的麥田，該地區現為砲台公園城（Battery Park City）。你創作的圖像越來越具標誌性――你和義工收穫的榖麥因為展覽「The International Art Show for the End of World Hunger」而環遊了28個國家，後來在世界各地播種生長。這件藝術品確實蘊含著史詩級的力量。這件作品對你來說的象徵意義有轉變過嗎？隨著全球暖化變得更確鑿，作品其中的含意會如何改變和修正？

發展必然伴隨著變化，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閱讀我所有有關文章，而非靠我轉述自己來得到答案。

我常常被你1982年創作的《Wheatfield》所震撼，它蘊含著大衛擊敗歌利亞時的力量感。因為你不僅在資金短缺的情況下完成了這個作品──只有從Public Art Fund得到的10,000美元資助，在今日要實現同樣作品可能需要20或30倍資金，而且還是在剛建成的世貿中心雙子塔腳下，將價值158美元的北達州小麥播種在當時價值45億美元的土地上。在困難的創作過程中，你有何感受？

創作過程非常艱難、疲憊、令人心碎，但同時收穫頗豐。我還為那段日子寫了一首詩。

我總是以為你已經多次重現《Wheatfield》，但實際只有兩次：一次是2009年在東倫敦Dalston的一條廢棄鐵路附近，作為巴比肯藝術中心的「Radical Nature」展覽一部分；第二次是2015年在米蘭市中心，與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和Fondazione Nicola Trussardi合作。這次在巴塞爾的Messeplatz重現作品是怎樣促成的？你對於受邀重現這件作品有甚麼反應？

與我在加拿大蒙大拿州種麥田一樣。這些作品需要反複進行，城鄉人民存在著差異，不同國家的人民也各有不同，因此他們吸收新知識的方式也不同。

為了在Messeplatz這個混凝土公共廣場上打造《Wheatfield》，你做了一系列創新。種植工作是在裝滿土壤和穀物的歐式托盤上進行的；一條步行小徑穿過整個麥田，將其一分為二；麥田的一部分被做成了起伏的波浪狀，營造出丘陵般的效果。這些精彩的改造讓本就非凡的體驗更加獨特。你認為這些變化如何使這件生動卻短暫的藝術作品與眾不同呢？

我想嘗試設計和建造垂直麥田，因為未來可能真的需要這個創意。

1944-45年布達佩斯戰爭後，你和家人第一次離開匈牙利並前往瑞典，我相信當時你才十幾歲。1954年，二十多歲的你搬到了美國。我最近聽了你的播客採訪，你談到「失去自己的語言」（你的母語）前後的時間，你形容這促使了你終生致力於視覺詞彙。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現在會說五種語言。你認為視覺形式是如何捕捉到無法以文字和言語表達出的棘手概念和無形過程？

我們的溝通系統顯然不完善，我只看到當中的混亂。

作為從文明崩潰的國家（1970年代的智利）移民到美國的人，我也很好奇那種一開始的紊亂感，穩定和安全感會變為脆弱和短暫的事，這些是否使你能夠通過作品將人性中最壞（正如你在1982年的作品中控訴的「管理不善、浪費、全球飢餓和生態問題」）和最好（想像力、後工具思考、志願主義和集體努力）的概念呈現的原因？你認為艱難的成長經歷是否讓你可以更激進、更現實地思考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所謂的「人類狀況」？

我試圖傳達人類的狀況，並盡可能提供有利的解決方案。

自你在曼哈頓下城的世貿中心大樓腳下，與自由女神像隔著海灣的地方首次種植《Wheatfield》以來已經相隔42年。自那時起，世界發生了甚麼變化？對作品，尤其是對《Wheatfield》，的接受程度有甚麼變化？

麥田已經成為一個標誌。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曾經寫道：「回頭才能理解人生，但人生只能向前。」如今，你如何看待未來？

首先，嘗試與未來溝通。然後，預視它。

曾經有人問過你，要實現你所有宏偉的計劃需要多久，你當時回答需要500年。你有重新考慮過這個答案嗎？500年是否足夠？你今天最想將哪個尚未實現的項目變為現實？

我剛剛完成了一個我多年來持續構想的未來城市（Future City）設計，然而官僚主義和一塌糊塗的局面阻礙了它的實現。這個項目將森林與城市元素融合，相互滋養。我計劃這個項目會在紐約落地。排除未來的實用性、顛覆性和獨特性，單從旅遊業的角度，該項目就能為紐約創造數十億美元的收入。但遺憾的是，這一切都落空了，我的構想被擱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公寓和辦公空間，當年的麥田其實也是被這些建築取代。我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這座新城市的實現。

我知道你無法親臨巴塞爾感受Messeplatz廣場上《Honoring Wheatfield》展出時的熱烈現場——你曾說旅行對你而言「不再輕鬆」。但我想知道你是否有什麼話想送給那些將在瑞士體驗這件作品的純粹之美與熱情的人們？

我已經92歲了，五月底就將年滿93，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富有創造力，因為我深知人生短暫。我祝願你們都充滿創造力，活得長久，並有力量面對未來的挑戰。彼此相愛，從中獲得力量。保持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