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策展人的她分享對巴塞爾藝術展發展進程的看法。

Bice Curiger：「我們不能僅靠市場排名來決定何謂最能夠代表這個時代的藝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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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初開始，現職法國阿爾勒梵高基金會藝術總監Bice Curiger先後以多個不同身份到訪巴塞爾藝術展，從左翼學生至瑞士藝評人，《Parkett》雜誌出版人及編輯以至國際藝術策展人，她曾擔任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的策展人。她過去近半世紀以來的點滴回憶，特別於巴塞爾藝術展慶祝金禧50週年之際一一與大家分享。

Clément Dirié：2020年是巴塞爾藝術展成立50周年的紀念。1970年你在做什麼？Bice Curiger：1969年秋天我開始在蘇黎世大學（Zurich University）修讀藝術史，並加入了來自1968年一個名為“藝術史群組”（Basisgruppe Kunstgeschichte）的學生團體，成員總大概共有十幾人吧，基本上就是個左派讀書會。當時其中的一兩位成員聽說有一個全新的藝術展會即將舉行，為了關注社會和世界問題的「藝術意識」，於是大家決定一起前往巴塞爾，我們將反對藝術商業化的觀點印刷成A4大小的傳單。第一屆巴塞爾藝術展期間，我們就在展會大樓前派發傳單。當年的我們實在太天真！此後我幾乎再沒有派發過傳單。然後50年過去了，今天回想起來不禁令我發笑！Clément Dirié：你對最初幾年的巴塞爾藝術展有什麼印象？Bice Curiger：即使最初的目標是派發傳單，我們最終也進入了會場參觀，因為我們希望欣賞當代藝術，而當時某些藝術家的作品只能夠在巴塞爾藝術展看得到。當年藝術出版還處於萌芽階段，相關資訊匱乏，要到1980年代才開始發展成長。我在巴塞爾遇到幾位來自德國杜塞道夫的藝廊主人，由他們代理的好些藝術家至今我仍然十分喜愛，例如Michael Buthe，以及從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以引薦義大利藝術家而聲名大噪的拿坡裡藝術經理人Lucio Amelio。我還記得通過藝術家迪特爾羅斯（Dieter Roth）或克雷斯歐登堡（Claes Oldenburg）的繪畫實踐去瞭解他們，令我們感受至深。我認為展會當年的運作方式跟現今沒太大分別，都是人們互相詢問「你看過這位元藝術家的作品嗎？還有這個呢？」那份新鮮感確實令人興奮。 1970年代的巴塞爾藝術展比較類似一個交流想法的社交場所，而非商業市場。我還記得「限量編制」展區在1970年代的發展相當驚人，從全歐洲各地而來的經銷商出售畢卡索和米羅的版畫，銷路比羅斯或歐登堡的畫作好得多！Clément Dirié：除了Lucio Amelio，還有其他觸目的人物嗎？Bice Curiger：我還要談談不久前不幸離世、享年90歲的瑞士劇場導演Werner Düggelin。他曾經於1960年代擔任巴塞爾劇院（Theater Basel）的導演，也是活躍於巴塞爾藝壇的收藏家，和同是收藏家及藝術贊助人的Maja Sacher交情深厚。Düggelin更于1970年代加入伊曼紐爾霍夫曼基金會（ Emanuel Hoffmann-Stiftung）的採購委員會，該委員會現位於Schaulager美術館。Düggelin亦是Yvon Lambert的好友，並將Lambert介紹給Sacher認識，可見巴塞爾藝術展自早年開始已經是名符其實的國際交流平臺，當年各式會面和晚宴就跟今天無異，都分別於義大利餐廳Chez Donati和巴塞爾美術館（Kunsthalle Basel）舉行。

Clément Dirié：1970年代的蘇黎世藝壇是怎麼樣的？Bice Curiger：我認為無論從商業交易或文化交流的層面來說，蘇黎世藝壇都充滿朝氣。一些國際藝廊如倫敦的馬樂伯畫廊或Gimpel &amp; Hanover藝廊、巴黎的Lelong藝廊和紐約的André Emmerich藝廊，都一一在蘇黎世展出了他們代理的藝術家作品，並在當地設立分部，Bruno Bischofberger和Annemarie Verna也於1960年代先後成立了他們的藝廊，Renée Ziegler的藝廊亦活躍於蘇黎世。但對於投身反主流文化的我而言，我比較著眼於1970年代中期Jean-Christophe Ammann在琉森美術館（Kunstmuseum Luzern）的創作，他不但為介紹了「貧窮藝術」運動（Arte Povera）和杜塞道夫畫派（Düsseldorf group），更於1974年特別策劃了以性別為主題的展覽「Transformer – Aspekte der Travestie」！值得一提的還有Urs Lüthi和當時很年輕的David Weiss，那時他還沒跟比他更年輕的Peter Fischli組成藝術家組合。蘇黎世藝壇的各路知名人物還包括號稱「龐克版瑞士大衛霍克尼」的Friedrich Kuhn，以及以駐伯恩（Bern）的藝廊主人Toni Gerber，他曾於1970年代為Markus Raetz和Sigmar Polke舉辦具有前瞻性的作品展覽。Clément Dirié：你和Jacqueline自1984年創辦了《Parkett》雜誌，同年開始以代表該雜誌的參展商身份參與巴塞爾藝術展。《Parkett》的創刊宗旨在於促進歐美兩地藝術界之間的公開對話，這本雜誌的最大特色是每一期都會推出限量特輯。Bice Curiger：我倆聯同Walter Keller 和Peter Blum 於1984年4月創辦了《Parkett》，隨後Dieter von Graffenried也加入了團隊。我們帶著已印好的首兩期雜誌來到巴塞爾藝術展&mdash;第一期我們邀請到了義大利藝術家恩佐庫奇（Enzo Cucchi）；第二期我們則前往科隆和西格瑪爾波爾克（Sigmar Polke）合作，事前對和雜誌合作完全沒有概念，最終做了一份5米長的超大尺寸折裝書，及60張獨特的攝影作品，這也成為了《Parkett》有史以來最富傳奇性的特輯之一。為了完成特輯的第一批作品和折裝書，波爾克在暗房裡忙了兩日兩夜，有一位朋友前來幫忙，於是我們一起完成剪裁、漿糊黏貼、複印和折疊的工序，然後把折裝書逐本插入《Parkett》內。第二天早上我立即帶著雜誌乘火車到巴塞爾，準備到會場展示這些雜誌！我們將每張攝影作品定價為750瑞士法郎，雜誌連同折裝書售價為25 瑞士法郎。由於我們出版藝術雜誌和限量特輯，所以到場後立即獲分配展位。在那屆展會我們結識了後來成為負責《Parkett》巴塞爾業務的出版人Graffenried。在最初的幾年，我們與Keller幾位雜誌創辦人一起為展位分配人手，一切都是親力親為，甚至33年來參展用的雜誌徽標都由我媽媽親手刺繡！穿梭會場通道再次派發傳單，並與藝術家、藝廊主人和同僚會面的工作，也是我們親自兼任。

Clément Dirié：你在1990年代開始以博物館策展人身份參與展會，一切有分別嗎？Bice Curiger：我的效率比以前低很多，可能我認識太多人的關係，總是無法好好集中參觀展會。試想像我不單在瑞士讀書和擔任當地《每日廣訊報》藝評人，我的舊同學、美髮師和牙醫都是巴塞爾藝術展的訪客(笑)，可以想像會碰到很多人。人們總是來問我看了什麼作品、哪些值得購入，事實上我根本未曾認真看過任何展品。蘇黎世美術館館長Christoph Becker非常喜歡參觀巴塞爾藝術展。我們通常相約在《Parkett》展位旁邊的咖啡座見面，討論我們看過及值得納入博物館收藏的作品。千禧年代面世的「意象無限」展區對於如我這類博物館策展人而言無疑意義重大，看著各式各樣的大型藝術裝置和影錄像作品，心情真的非常振奮甚至感到有點艷羨！Clément Dirié：如果我現在為你印刷宣傳單張，給你在會場派發，你會在上面寫上什麼？Bice Curiger：保留有關藝術文化的思辯及學術交流空間，是今天最值得努力爭取的重要議題之一。我們不能僅靠市場排名來決定何謂最能夠代表這個時代的藝術宣言。我們需要經濟、社會和政治視野的同時，也必須具備文化遠見。盡可能涉獵不同的思想意念，養成知識為本的生活肯定是不可或缺的態度。我這樣說，仍是有點過於理想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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