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Deaf voice, sound diet, and the musicality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疫情開始之前，李傑經常四處奔波，據他自己回憶，他每次回家停留的時間基本不會超過一個星期，有時甚至會在一個星期裡擠進兩次旅行。這位香港出生的藝術家自2012年起就常駐台北，通過創作，在亞洲甚至更廣泛的地區塑造了一代人的情感。目前他由多間藝廊代理，並在世界各地進行了一系列機構個展、主題展和藝術節展覽。
儘管如許多其他藝術家一樣，李傑正在適應疫情下的新常態，但在一個只需一下按鈕，藝術品就可以從藝術家手中轉移到場地或當地製作者手中的時代，他的所作所為卻與眾不同。在理想的情況下，每一次展覽他都必須親自到現場，在展覽空間中勾勒出整體的意境。他的實踐融合了場地的建築特色，特別是對光影的運用，也就是將虛空感與沈浸式的裝置融合。這些裝置由觀眾激活，同時也反過來激活了現場觀眾。
2015和2018年在都柏林為李傑舉辦個展的mother’s tankstation藝廊總監Finola Jones說，與李傑一起舉辦展覽更多的是“運送藝術家到現場，而不是運送藝術作品”。她說：“和李傑一起辦展的時候，你只需要把鑰匙給他，離開一段時間，做做晚飯什麼的，時不時地查看一下就好，讓他待在那裡，有時跟他聊一聊，然後你就能得到一個精彩絕倫的展覽。”東京ShugoArts藝廊自2010年起就與李傑合作，藝廊經理Minako Ishii補充道：“即使我們去參觀他的工作室，我們也從未感覺到他在那裡進行藝術創作，所以很難確切地說作品是如何開始和結束的。”
確實，李傑層次豐富、糅合多種元素的創作方式建立了跨背景和媒介的參考性反饋迴路，創造了一種藝術作品在不斷擴展的印象。這些裝置作品的基本構件是他在硬紙板上的畫作，通常描繪了一些支離破碎的圖像，來源主要是電影和社交媒體信息流（比如一隻正在活動，卻被定格的手）。它們被展示於柔和的色塊之上，或與幾何圖案並置。無論是把它們掛在牆上，還是放於地上，還是把它們放在其他物體上，李傑都會再利用投影作品與這些繪畫進行對話，這些投影作品在形態和主題上與繪畫重疊，並與其視覺主題或配色方式相呼應。有時候，呈現靜止或動態圖像的投影會伴隨詩意的字幕（取自歌詞、文學作品或李傑的親筆之作），暗示著藝術家的內心獨白，進一步拓展了對圖像意象的聯想。
即便經過透明塑料箱的濾鏡致使光源發散，投影也仍然能夠同時照亮和模糊畫作。此外，觀眾如果想近距離觀看，會發現自己被空間中各人的影子分散了注意力。這些裝置在本質上具有隱晦的相互牽涉的關係，它們擾亂了作品、環境和觀眾之間公認的等級體系。與其為了突出作品而抹掉其他一切，不如把作品當做一個令人鬆弛而親切的補充，讓觀眾意識到自己被嵌入進更廣闊的環境之中。
Massimo De Carlo（MDC）藝廊曾於2016年在倫敦、2017年和2020年在香港為李傑舉辦過個展。 MDC藝廊香港空間的資深總監荷心（Claudia Albertini）解釋說：“整個展覽就如一件大型藝術作品一樣，李傑通過透明塑料箱作為投影濾鏡的技術看似非常簡單，甚至視頻的分辨率也是最低的。然而，他在繪畫中對色彩和語言的運用卻是如此精妙，以至於硬紙板表面的粗糙也變得很精細。他展示出用簡陋的材料也可以創作出偉大的藝術作品。”這種能力為李傑贏得讚譽，並不斷收到在知名藝術機構舉辦個人項目的邀請——從前沿先鋒之地，如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和比利時根特當代藝術博物館（S.M.A.K.），到歷史悠久之處，比如托斯卡納文藝復興時期的Casa Masaccio，以及前東京原美術館（Har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1930年代的包豪斯風格建築。但李傑不願隨波逐流僱傭助理，哪怕是做行政工作。他打趣道：“我為什麼要雇一個老闆？”
雖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實踐，但李傑認為是自己與藝廊的合作促成此舉。他反思道：“如果我沒有和這麼多藝廊合作，可能就不會成為一個與空間打交道的藝術家。” 能夠在同一個場地與熟悉的合作者一起製作多個展覽，使他能夠密切地了解這個空間，這對於一個通常在開幕前就開始工作的藝術家來說非常重要，他可以為一個被忽視的角落製作新的繪畫，或者在最後一時刻改變整個裝置。李傑說：“藝廊已經成為了我的工作室。
與其尋求更廣闊的展出途徑，李傑則選擇堅持他對合作藝廊的承諾，他把這比作一段認真的關係或婚姻。他說：“這聽起來很瘋狂——你怎麼能有這麼多認真的伴侶？但這是關於理解和信任。”李傑已經經歷了足夠多’糟糕的分手’”，才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控制對方”。他還拒絕過那些感覺不太匹配的藍籌藝廊的邀請。他說：“這與藝廊的規模無關，而是與我們如何相互溝通有關。 ”帶著特有的謙遜，他擔心他的現場工作方式會給藝廊的業務帶來壓力。李傑認為：“沒有什麼可以提前宣傳的，與其討論如何銷售作品，不如談談實踐，比如為什麼要做一個展覽。 ”
然而，這種對溝通和過程的關注也使他的各個代理藝廊主能夠與李傑建立一對一的關係，緩解任何可能來自潛在競爭的壓力。 MDC藝廊香港空間的資深總監荷心說：“他是一位非常慷慨的藝術家，並且很公正。沒有人惹事生非，歸根結底我們都在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那就是支持他的精彩創作。”即便李傑有時不能出現在現場，這種親密的關係也能使依靠現場感受的空間干預成為可能。藝術家將他於2020年末遠程策劃ShugoArts展覽“(Screenshot)”的體驗比作與一位老友敘舊：“你不必說得太多。我記得空間裡所有不同的角落。”
每間藝廊也都能為李傑建立各具特色的展覽環境。據紐約Jane Lombard藝廊的Lisa Carlson說，2010年在巴塞爾藝術展邁阿密海灘展會上第一次遇到李傑時，就想讓他加入藝廊，因為“他的創作符合藝廊項目中對亞洲和中東社會政治作品的關注”。對於ShugoArts來說，在將李傑帶到展覽空間進行現場策劃之前，他們首先展出的是他用野餐布、桌布，甚至是抗議橫幅創作的手繪織物作品，這些繪畫與裝置作品一樣重要。 Minako Ishii說：“他的藝術和實踐是對繪畫史的重大貢獻。”
隨著邊界的開放， Jane Lombard藝廊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讓李傑在紐約翠貝卡區（Tribeca）的新空間舉辦他的第一次展覽。 MDC藝廊的荷心確信，儘管NFT和其他數字內容正在興起，但親自觀賞藝術品仍一如既往地重要。與此同時，mother’s tankstation正在考慮改變商業藝廊的展期，在都柏林舉辦為期一年的展覽。 Jones說：“李傑是做這樣展覽的首選。”李傑擅長將空間的特色轉化為富有表現力的材料。 “他的作品隨著季節的變化而變化，也反映了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
李傑的代理藝廊包括米蘭、倫敦、巴黎及香港的Massimo De Carlo藝廊、都柏林與倫敦的mother's tankstation limited、東京的ShugoArt及紐約的Jane Lombard藝廊。
